读达里奥的《周期》有感：

在工业革命之前，土地不仅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核心的金融资产和信贷抵押物。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掌握了财富、信用以及社会秩序的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初期，比如唐初的贞观年间、清初康乾盛世的前段，社会普遍会出现一种“日子突然变好过了”的感觉。并不是统治者突然更高尚了，而是旧的土地和债务结构被打碎了。

战争和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人口的大幅减少，以及旧贵族、旧地主阶层的消亡。原本高度集中的土地被重新分配，或者干脆出现了大量无人耕种的荒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为隋唐统一奠定制度基础的北魏政权。当时推行了均田制，也就是授田令，国家按照人口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在制度设计中，是个成年男子（甚至女子）都可以分到几百亩土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意味着只要不遇到极端天灾，大多数家庭都可以自给自足，生活自然不会太艰难。

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一次土地关系的重置，自耕农数量迅速增加。农民不仅拥有土地，而且在王朝初期通常会配合休养生息的政策，赋税和徭役都相对较轻。整个社会的生存压力，在短时间内被显著降低了。

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这是一种资产分布相对均衡、信用环境相对宽松的状态。普通人手里有可生产、可抵押的核心资产，负债压力不高，劳动回报能够覆盖生活成本。这种结构，会自然激发生产积极性，推动人口增长和经济扩张。两百年前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曾处在类似的阶段：地广人稀，土地廉价甚至免费，自耕农比例极高，社会流动性很强。相对而言，中国在康熙之后，这种状态就几乎再也没有真正出现过。

但这种繁荣并不会无限持续，问题并不在于人心突然变坏，而在于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首先，人口增长的速度天然快于土地产出的增长速度。在地广人稀的阶段，这个矛盾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迟早会逼近甚至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与此同时，在灾荒、疾病、战乱或资金周转困难时，拥有更多资本、信息和政治资源的人，会逐步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或制度性优势，收购普通农民的土地。

从金融角度看，这个过程等同于整个社会在不断加杠杆。核心资产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转化为佃农或雇农，背负起长期甚至近乎永久的地租负担。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什么道德败坏的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结果。在一个自由博弈的环境中，筹码最终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本身就是一个数学定律（大数定律）。

随着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剩下的大多数人需要支付的地租和利息越来越高，而劳动收入却无法同步增长。当相当一部分人口连维持基本生存、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成本都无法覆盖时，从金融意义上说，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系统性违约。只是这种违约在传统社会里不会写进账本，而是表现为饥荒、流民、动乱和战争。经济危机，最终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社会危机。

遗憾的是，在封建社会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通胀调节机制或破产重组制度。债务一旦积累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就几乎不可能通过温和的方式出清。结果只能是通过暴力完成，也就是在物理层面上消灭债权人，也消灭多余的债务人。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彻底而系统的出清，就是土地改革。这是一场由行政力量主导的资产负债表重置，通过将土地所有权从地主手中剥离，并无偿分配给农民，瞬间清除了农民对地主长期存在的债务关系，也为后续的工业化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稳定基础。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法币体系和中央银行的出现，才提供了一套相对温和但依然痛苦的出清机制。国家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债务的实际价值；可以通过破产和重组制度，让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意义上退出，而不是在肉体意义上消失；也可以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进行再分配，缓解贫富分化，避免矛盾积累到必须用革命来解决的程度。这些制度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选择，而是现代大规模社会得以长期运转的结构性条件。这里顺便说一句，不要相信MAGA那一套。会出大乱子的。

达里奥提出的“大债务周期”提醒我们，当利率已经降无可降，印钞不再刺激真实生产，反而开始侵蚀货币信用时，现代经济体同样会面临出清的风险。我们处在一个用金融手段替代暴力手段、不断延缓周期的时代，但这种延缓并不是无限的。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到连金融工具和福利体系都无法弥合，历史依然会寻找它自己的解决方式。

我们处于一个用“金融手段”代替“暴力手段”来延缓周期的时代，但如果贫富差距大到金融手段（印钱/福利）都无法填补时，历史依然会寻找它的出清方式。 December 12,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