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良猫杯
使用　シャドール

1回戦　絢嵐先○×○
2回戦　インフェルノイド先○×○
3回戦　スミスヤミー後×○○
4回戦　巳剣後×○○
5回戦　烙印先×○○

5-0で優勝でした‼︎
ミドラーシュ最強‼︎シャドール最高! https://t.co/CsuaXk3tJ4 December 12, 2025

新しく公開しました！
連休最終日も終わりが近づいてきました。
本日も多くの作品を読めて嬉しかったです。
もしよろしければ、お読みください<(_ _)>

033　六芒星の光柱、最後の希望 - 魔女の烙印を押された聖女は、異世界で魔法少女の夢をみる - カクヨム https://t.co/aTlABOK4Hn December 12, 2025

コメントで教えてもらったけど、【烙印〇〇】系デッキが真炎竜アルビオン（白ビオン）で相手に押し付けるロック候補には、こういう普通にロック以外で使う展開札を押し付ける例もあるんだね
任意のモンスターを相手フィールドに簡単に送れる効果って、こういう危うさあるよね…白ビオン大丈夫かな https://t.co/smEJBibezE https://t.co/gIUxrPA5W9 December 12, 2025

反共华人为何在俄乌战争中被西方左派媒体的共产主义叙事操控？
------------ 一场跨文明舆论结构的学术化剖析

反共华人以为自己在对抗共产主义，却不知不觉被卷入了西方左翼的意识型态结构中，而西方左翼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明内部的延伸形态。

在过去数年间，全球华语反共群体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呈现出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现象：他们以“反共”为核心政治身份，却大面积引用和相信美国及欧洲的左翼主流媒体叙事。若进行结构性的学术分析，这种表象上的矛盾并非偶然，而是一种由历史经验、媒介依附、叙事惯性与政治符号化逻辑共同塑造的跨文化认知偏差。

首先，从政治光谱史的角度看，西方左翼与马克思主义并非简单的类别重叠，但两者的意识型态根源确实存在连续性。

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左翼思想本就源于对资本主义结构批判，而这一批判传统在战后美国，通过学院体系、文化研究与社会运动完成了“去革命化但保留结构批判”的演化。换言之，西方左翼媒体并未使用共产主义的名称，却以文化、族群、身份政治等议题重新包装了同样的结构批判逻辑。这使左翼媒体天然对传统宗教、民族国家、保守主义力量持怀疑甚至敌对态度，而俄罗斯在普京时期强化传统价值、强调主权与宗教正统，其形象理所当然落入左媒的“反保守叙事矩阵”中。

其次，华语反共群体进入西方舆论空间时，本身缺乏对西方左右政治的深度认识。对于他们而言，“自由媒体”常被误读为“中立媒体”，而并未意识到美国媒体生态在冷战后出现了明确的意识形态两极化。于是，反共者往往将“反威权”与“可信”直接划等号，忽略了媒体本身的结构性政治偏向。在俄乌议题上，由于左翼媒体长期主导对俄报道的框架设定，其叙事几乎成为“默认模板”，在华语世界由反共者大量搬运，也就不难理解。

第三，从媒体研究角度，信息依赖结构决定了舆论依附方向。

华语反共群体由于语言环境与技术限制，获取资讯的绝大部分来源是美国大型媒体机构，而这些机构（例如CNN、NYT、WaPo、BBC 等）本身就位于西方政治光谱的左侧。因此，尽管反共华人反感共产主义，却因为缺乏信息多样性，被动依附于左翼叙事供应链。在俄乌冲突中，这种信息结构造成了“立场漂移”现象：反共者以为自己在对抗极权，实际接受的却是左翼媒体对民族国家与保守价值的整体性批判框架。

第四，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反共群体与左翼媒体在某些层面存在“共同敌人”：他们共同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家审查制度、反对信息控制。因此，当左翼媒体强力谴责俄罗斯时，反共者会由于认知捷径本能地倾向“站同一边”，而未意识到左翼媒体支持的是全球主义、超国家结构与身份政治，与反共者原本的政治理念并不一致。

最后，从文明与意识型态的宏观角度，俄乌战争成为检验西方左翼叙事扩散力的一次全球样本。大量华语反共者发现自己在价值坐标上与美国民主党、欧洲左派一致，却与美国保守派、基督教群体、反全球主义阵营相反。更尖锐的结论是：

反共者在无意中站在了西方左翼构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叙事之内，而这种叙事结构正是共产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变种形态，只是名字不同、策略不同，但底层精神相似。
这是当代舆论史上极少出现的跨文化错位现象。

若我们从学术角度总结这一悖论：
反共华人以为自己在对抗共产主义，却不知不觉被卷入了西方左翼的意识型态结构中，而西方左翼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明内部的延伸形态。

这种错位并非因为群体认知不足，而是因为西方媒体生态具有结构性偏向，而华语世界没有独立的全球资讯获取体系。

俄乌战争不过是这一深层结构的一个亮点案例。

俄罗斯联邦与中共政权的真实关系

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维度分析俄中关系，就会发现一个长期被忽略却极其关键的事实：俄罗斯与中共的靠拢绝非价值认同，更不是文明联盟，而是地缘现实与制裁压力所迫形成的暂时性政治合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保守主义体制，其政治伦理深植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民族国家主权意识与反全球主义的叙事框架之中。这种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的党国结构、革命史观与社会控制机制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内部兼容性。俄罗斯对传统宗教、家庭价值、民族文化延续的强调，与中共式的唯物史观、党国至上、意识形态统一完全不在同一文明语境内，而是根本相互排斥的两套价值系统。

然而，在西方制裁构成的外部压力下，俄罗斯不得不向东寻找经济与能源出口渠道，于是中共成为其天然的合作对象。但这种“合作”带有浓重的生存性与被迫性，两国互不信任的结构牢牢存在于前台看不见的深层关系之中。即便贸易额上升，即便中国成为俄罗斯能源的重要买方，这种关系依然无法掩盖一个俄罗斯战略界内部从不公开否认的问题：中共长期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抱有地缘扩张的野心，而俄方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在俄罗斯国家安全体系内部，对中共在远东的影响渗透、人口迁移、资源谈判等方面的疑虑从未消失。换句话说，俄罗斯清楚自己在地缘上需要中国，但也清楚中国一旦强大，会将俄罗斯的远东视为必须纳入势力半径的天然目标。这种结构性不信任是双方永远无法消除的。

而从中共的利益角度看，俄乌战争为其提供了一个难得且巨大的战略窗口：西方因俄乌冲突被迫延迟对中共进行全面性的经济与科技围堵，资源被大量牵制在欧洲战场，“围堵中国”的国际共识被迫减速甚至分散。这是中共完全不需投入一兵一卒即可获得的战略红利。换言之，中共通过与俄罗斯靠近，一方面获得廉价能源与制裁下的市场优势，另一方面利用俄乌冲突让西方陷入道义绑定与财政消耗，实现对美国战略注意力的长期掣肘。这是一种完全符合中共地缘逻辑的“借战牵制”，而俄罗斯在其中更多是被动的合作方。

从文明结构来看，俄中的“结盟”与其说是联盟，不如说是两套彼此不信任、彼此警惕、彼此利用的政治系统，在共同对抗西方压力时形成的临时性战略捆绑。这种捆绑在本质上不是价值联盟，而是力量联盟，是一场双方都清楚其脆弱性与暂时性的合作。俄罗斯知道中共不是朋友，只是能够暂时交换利益的对象；中共知道俄罗斯不是盟国，只是能够在关键时刻牵制西方的棋子。两国之间的任何亲密表象，都是地缘现实迫使的对外姿态，而不是文明契合的自然结果。

因此，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文化深层结构，还是在长远战略利益上，俄中都不存在真正统一的认同体系。这种关系维持得越久，其内部矛盾越明显；而一旦西方的全球部署重新收拢、制裁结构调整，俄中之间的战略缝隙会迅速显现。历史并不以表面的外交辞令作为判断依据，它只以文明结构与战略利益作为最终尺度。俄中关系的现状，正是这种历史尺度下的典型例子：合作，是暂时的；不信任，是长期的。

一旦俄乌停火，俄中关系的内部结构将发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战争时期的俄中合作依赖两点：俄罗斯对经济出口与国际联通的需求，以及中国借战争牵制西方的战略利益。当战争缓和、制裁有条件松动，俄罗斯将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而这时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度将自然下降。长期以来，俄罗斯战略界内部存在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共识：俄罗斯无法接受被任何大国纳入势力范围，无论这个大国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俄罗斯是一个地缘孤立却政治自主性极强的文明国家，它的历史传统使其不可能甘于在任何力量结构中长期充当附庸。因此，一旦外交空间打开、欧洲有意恢复某种程度上的能源合作，俄罗斯必然会主动调整与中国的距离，以恢复其战略机动性。

从中国的角度，俄乌停战也并不符合其长期利益。战争给了中共一个可以正当化自身扩张、延迟全球围堵、借机深化与第三世界合作的窗口。一旦停战，国际注意力将重新回到中共身上，包括其产业链风险、南海扩张、台海威胁、人权问题与科技霸权企图。届时，中共将不能再依赖欧洲战场来分散西方的战略资源，而必须直面来自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全面反制。这意味着俄中关系的外部价值将下降，中国也会减少对俄罗斯的战略需要，回归更谨慎、更利益至上的双边模式。换句话说，中共会继续利用俄罗斯，但不会为俄罗斯付出太多，不会为其承担成本，更不会在俄罗斯的利益与自身战略冲突时选择妥协。

双方的利益差异也会在俄乌停战后进一步显化。俄罗斯希望维持一个稳定的欧洲安全环境，至少避免让自己继续被孤立，以便恢复出口渠道、稳定货币、吸引有限的资本回流。而中国则希望维持一定程度的地缘摩擦，使国际秩序保持在“不可彻底统一”的状态之中，以方便自己在灰色空间扩展影响。这种战略目标的差异决定了，一旦战争结束，俄中之间的政策重心必然开始分化。

深层的问题在于，俄中双方都意识到彼此是对方的“战术伙伴”而不是“战略伙伴”。中国明白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永远是成为一个独立极点，而不是被中国吸纳；俄罗斯也清楚中国的地缘版图力求无限伸展，而远东地区正好处于中国传统地缘想象的自然延伸方向。南方的人口密度与资源饥渴，与北方的土地辽阔与人口稀少形成天然的互斥结构，这种互斥是任何政治辞令无法消解的。而俄方对中共在远东的土地租赁、农业渗透与企业入驻的高度警惕，本质上是一种文明边界意识，是俄罗斯对自身领土文化身份的长期防御。

因此，当战争结束，俄罗斯将重新谋求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平衡，而中国会继续试图扩大自身的地缘杠杆，利用俄罗斯的力量保留对欧洲与美国的牵制能力。这种微妙的力量互动不会导致直接冲突，但会在未来多年内逐渐引发结构性裂痕——这种裂痕既体现于经济议价，也体现于安全认知，更体现于文明意识的深处：俄罗斯意识到自己在文化上更接近欧洲，而中国则不断强调自身是一个独立于西方与俄罗斯之外的文明体系。这种差异注定俄中只能合作一时，却无法结盟一世。

全球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现代翻版

二十世纪的人类文明史像被撕开的帷幕，背后是一股暗流：它曾以红色革命的名义横扫欧亚大陆，也曾在铁幕后的阴影里扩张成庞然怪物。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第三国际开始了一场宏大的实验——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球革命输出到全世界。美国共产党1919年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所有这些节点并非偶然，而是受同一股潮流推动：一个企图超越民族国家、以意识形态重塑全球秩序的力量。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让这种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助燃剂。传统秩序在崩塌，经济绝望催生政治极端，苏联站稳了脚跟，中共在混乱中壮大，最终在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自此，一个铁幕横贯欧亚大陆，在暴力革命的旗帜下，苏联与中共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将以信仰和自由为根基的世界推入旷日持久的冷战。

然而，世界错误地以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只来自枪炮和铁幕，忽略了更隐蔽、更深远、也更致命的“非暴力革命”。当人们专注于苏联的坦克时，一种变形的共产主义已悄然渗入西方社会内部：费边社、社会民主党、学院派左翼、文化界激进分子，这些并不打着镰刀铁锤旗号，却持有相同的哲学基础——唯物论、无神论、绝对平均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对传统的反叛与解构。

19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几乎同步出现，这绝非巧合，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魔潮在全球范围内的集体喷发。70年代以后，西方“反叛青年”进入体制，开始对教育、媒体、文化与政治机器进行长期“内部长征”。短短数十年，他们成功地主导了社会议题，操控舆论标准，并以“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等名义重建道德框架。柏林墙倒塌后，世界欢呼“历史终结”，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正在换装登场。

这股力量换上的新外衣，就是“全球主义”（globalism）。

必须区分：自然的经济交流和人口往来是文明发展的正常进程，是技术和贸易自然孕育的全球化；但“全球主义”不是自然结果，而是一套意识形态，是以“世界治理”“国际机制”“全球议程”为名重建人类社会结构的工程。它利用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与跨国机构，把本应服务于各国繁荣的合作模式，转变成跨越主权、凌驾文化、甚至改写价值观的治理体系。

全球主义背后的设计者深知：传统民族国家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各民族文化在信仰与道德的支撑下能抵御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因此，他们使用跨国机构、国际公约、全球议程与所谓普世规范来削弱国家主权，在经济链条上绑住政府，在文化上改写价值定义，在政治上把主权让渡给“全球治理”。这些架构看似专业、理性、中立，却正在重演马克思主义试图构筑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都强调世界革命的终极目标：建立统一世界经济体系，消灭民族国家，以一个全球政体对所有人实施压倒性的政治控制。今天的全球主义，几乎逐项复刻这些步骤：区域整合、跨国经济制度、全球治理体系，以“技术官僚”和“全球规范”为名，掏空国家主权，塑造一个似是而非、却本质相同的全球计划经济雏形。

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跨国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成为邪恶体系的推动者：它在全球制造同质化经济结构，摧毁地方产业，挤压传统经济和工匠文化，让发展中国家沦为产业链末端，使西方中产阶级被产业转移重创。越多国家依赖跨国组织、国际资本和全球供应链，其经济主权越被侵蚀。穷国因为债务被锁死，富国因产业外逃而内部分裂，而这种“贫富对立”“被压迫/压迫者叙事”正是共产主义扩张最喜欢的温床。

全球主义不只是在经济上复制共产主义的模式，它在文化与政治层面也实现了马克思梦想的“意识形态全球扩散”。它拒绝民族文化、嘲讽信仰、削弱传统、标榜价值中立，最后推向“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图景。这种虚构的天堂，与共产党描绘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未来没有任何本质差别。

今天的“全球治理”“气候议程”“全球公约”“超国家组织权力扩张”，都是以技术术语包裹的意识形态武器。它们的实质并不是合作，而是控制；不是协调，而是替代国家；不是自由，而是统一；不是多元，而是同构。这恰恰就是共产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消灭主权、消灭民族、消灭传统、消灭私有、消灭信仰，最终重建一种去国家化、去文化化、去宗教化的全球单一体系。
全球主义的本质，就是披着现代外衣的共产主义。

它不再以暴力革命为表象，而是利用经济诱惑、文化塑形、科技网络、跨国规则、舆论操控，以一种更精致、更隐蔽、但更深入的方式重写世界。它既能利用资本主义的贪婪，也能利用左翼的愤怒；既能以人权为名，也能以环保为名；既能假装民主，也能推动专制；甚至成功让各国精英相信，解散主权、放弃传统、统一治理是“人类进步”。

这是共产主义百年布局的终极阶段。

当世界被一个超国家机器统一治理时，一旦中心权力被邪恶势力掌控，所有民族的文化、信仰、自由与生命将无处逃脱——这才是全球主义真正的危险。

今天的世界，正站在文明分岔口。全球主义不是合作，而是消解；不是开放，而是吞并；不是未来，而是深渊。要保住自由世界最后的底线，就必须看清这层伪装——因为共产主义从未死亡，它只是改了一个名字，换了一套话术，用全球主义的包装，重新走向全世界。

全球主义者为何必须削弱俄罗斯联邦？

全球主义者为何必须削弱俄罗斯，这不是战术选择，而是它们的结构性需求。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宗教文化、能源体系和国际影响力，都使它成为这一全球工程的最大障碍之一。对全球主义阵营来说，俄罗斯不是一个地缘对手，而是一种文明性阻力。只要它存在，全球治理体系就无法彻底建立。

俄罗斯的地形决定它天然不能被纳入全球统一框架。它横跨欧亚，资源密度高，战略纵深深，任何跨国监督、跨国经济整合或跨国政治治理架构，都无法对这样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进行有效控制。西欧国家因为国土狭小、能源缺乏、人口密度大，更容易依赖跨国体系，从而成为全球主义的理想实验场；但俄罗斯天生不可能依赖谁，它可以在封锁下活下去，可以在压力下自给，可以在冲突中维持完整运转。全球主义追求高度统一、结构化、可控的世界秩序，而俄罗斯是天然的不被整合者。

其次，俄罗斯通过能源掌握着对欧洲的实质性影响力。全球主义想重塑国际能源体系，把能源控制权从国家手里转移到跨国机构、绿色议程和金融体系中。俄罗斯以国有体制掌握巨量天然气、石油、核能技术，并能将其直接转化为战略力量。在全球主义框架里，各国能源要被“数字化”“金融化”“碳化”，最终交由跨国监管体系配置，但俄罗斯的能源结构是高度主权化的、不可私有化的、不可金融化的。它掌握着欧洲过冬的温度，也握着全球市场的涨跌开关，全球主义不可能允许这种独立能源中心长期存在。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文化与文明属性天然对抗全球主义。俄罗斯以东正教为文化根基，它的民族认同建立在宗教、传统、家族和保守价值之上。全球主义的核心逻辑是削弱民族、淡化信仰、统一价值，但俄罗斯的文化恰恰相反。它视民族和宗教为国家支柱，视传统为国家灵魂。全球主义推动的“价值重置”“文化再教育”“多元化模板”，在俄罗斯几乎完全无法落地。对全球主义来说，任何坚持传统文明结构的国家，都被视为尚未“现代化”的障碍。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同样是全球主义无法容忍的。它不是议会型的碎片化权力结构，而是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不依赖跨国NGO、不依赖国际基金会、不依赖全球媒体、也不依赖跨国法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不受外部话语、外部监管和外部资本摆布，它在全球治理架构中就被视为“不可管理”。全球主义的目标不是消灭国家，而是让国家“可管理”，可被框架，可被标准化，可被指标化。但俄罗斯的政治系统无法被指标化，它不会根据外部压力调整内部议程，也不会接受西方话语作为合法性来源。一个不需要外部认可的国家，本质上就是全球主义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从地缘角度看，俄罗斯阻断了全球主义希望建立的“大陆统一框架”。无论是欧盟向东扩张，还是北约结构整合，亦或是更宏大的欧亚统一经济体系，都无法绕开俄罗斯。只要俄罗斯保持主导地位，跨国力量无法在欧亚大陆形成完整闭环；只要俄罗斯拒绝加入任何全球治理核心架构，全球主义的“世界统一制度”就永远缺一块最关键的桥梁。过去三十年全球主义一直试图把欧亚大陆变成统一的经济与安全空间，但俄罗斯始终保持主权独立、自我议程和战略主动权，这使得整个计划无法达成。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全球主义工程的核心，是构建一个由跨国精英运作的体系，使国家不再拥有绝对政治权力，社会不再由宗教和传统塑造，个体不再由家庭和民族定义。这个体系需要的不是多极世界，而是单极世界，一个价值统一、规则统一、叙事统一、经济路径统一的秩序。俄罗斯从历史到现在，都坚持多极世界的概念，坚持文明独立性，坚持国家主权优先，坚持传统文化合法性。这意味着只要俄罗斯存在，全球主义的统一世界体系就不可能建立。

因此，对全球主义来说，削弱俄罗斯不是选项，而是工程必需。俄罗斯必须被逼入经济困境，使其无法维持独立能源体系；必须被围堵，使其无法形成地区联盟；必须被孤立，使其文化、宗教与文明体系无法影响其他国家；必须被削弱，使其无法作为另一种文明模式的样本；必须被边缘化，使其不再拥有影响全球格局的能力。

如果俄罗斯仍然保持力量、保持自信、保持文化延续，全球主义架构就始终缺口。为了让世界走向他们设计的统一模型，俄罗斯必须被削弱到无法主导地区事务，也无法作为文明独立体存在。
这些逻辑解释了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北约不断东扩，为什么西欧必须切断能源依赖，为什么媒体叙事必须妖魔化俄罗斯，为什么东欧国家被迫选边站队，为什么所有国际机制必须排除俄罗斯。所有动作都指向同一个目的——让俄罗斯无法继续作为一个独立文明中心存在。

全球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削弱俄罗斯，除了地缘、能源、文明与政治结构之外，还有一个往往被刻意回避却极具决定性的层面：俄罗斯的存在会打破全球主义所依赖的金融与科技垄断结构。

全球主义不是单纯的政治联盟，它依靠的是巨型资本网络、科技公司、金融中枢与跨国监管体系的互锁运作。这个体系需要所有国家的核心经济命脉以某种方式受到它们的支配或约束。科技标准要统一，支付与结算体系要可控，跨国资本流入流出必须透明且可定义，资源必须能够被金融化，政治结构必须和国际规则兼容。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关键环节上出现“脱离”，整个体系的稳定性都会受到冲击。

俄罗斯恰恰在最关键的几个节点上脱离得最彻底。

俄罗斯能够独立维护支付系统，也有自己的能源结算体系。它在军事科技上不依赖跨国技术供应链，在航空、核能、导弹、发动机、卫星导航等战略工业上保持完整体系，而这些正是全球主义希望锁定的核心技术领域。俄罗斯不加入国际科技治理框架，也不接受外部监督。一个国家如果掌握独立支付体系、独立能源体系、独立军事体系，并且拥有核武能力，这个国家就永远不可能被纳入全球主义的权力结构之中。

因此，俄罗斯必须被削弱，才能迫使它进入西方金融体系，迫使它接受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迫使它依赖跨国资本维持经济运转，迫使它放弃对资源的主权控制。如果一个国家不在金融与科技上依赖他们，它就永远不会被视为“可管理”的国家。

从军事角度看，俄罗斯的核武体系与防空体系也是全球主义最忌惮的部分。全球主义希望维持一个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军事秩序，力图让跨国安全架构成为各国的最高安全依赖。但俄罗斯的军事体系独立、完备、不可干涉，它不仅不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甚至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武器、技术与防务合作。它的存在直接挤压全球主义安全架构的空间。

如果俄罗斯持续维持军事独立地位，其他国家就可能选择与俄罗斯合作，而不是接受跨国军事规则。这使得全球主义在全球扩张过程中遇到一个坚硬屏障。为了突破这一屏障，他们必须让俄罗斯的军事体系不断受到消耗、削弱或孤立，使其无法提供外溢影响力。

俄罗斯同时还影响着全球宗教格局。东正教是一个独立的、跨国性的文化体系，影响力横跨东欧、巴尔干、中东和部分非洲与亚洲国家。全球主义希望推动一种统一的价值体系，让宗教力量被削弱、私有化、边缘化。但俄罗斯通过东正教保留了传统文化结构与家庭观念，并仍能在国际舞台上提供文化号召力。这种号召力挑战的是全球主义试图推广的价值框架。

对全球主义来说，任何能形成跨国文化认同的传统文明体系都会构成竞争结构。俄罗斯的文明与宗教力量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在危机中强化。它在不同地区都能找到愿意合作的对象，因为他们看到一种不必向跨国文化模板屈服的可能路线。为了防止这种路线吸引更多国家，全球主义就必须持续削弱俄罗斯，让它无法以文明形态向外辐射影响力。

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也不符合全球主义的期待。它的家庭与人口政策强调传统性别角色与文化延续，这和全球主义推动的性别观念完全相反。全球主义需要一种高度原子化、易管理、易同质化的社会结构，而俄罗斯坚持传统家庭体系，人口政策也直接服务民族延续。这在全球主义眼里是一种“结构性阻力”。只有削弱这样的国家，才能让全球统一的社会工程得以推进。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同样不符合全球主义的预期。全球主义希望全球产业链高度依赖跨国公司，在所有国家内部都建立金融与技术可控的供应链结构。但俄罗斯的产业体系是国家化、纵深化、不可替代的，它拥有资源、技术、土地与劳动力的全链条优势。一个不依赖跨国公司、不需要国际金融体系、不需要外部贷款也能维持经济运转的国家，会让全球主义的经济结构产生漏洞。

俄罗斯的社会心理也构成挑战。俄罗斯人对国家有高度忠诚，对主权概念有强烈认同，即使在困难时期也不会选择完全融入西方体系。这种民族心理让全球主义无法通过舆论、媒体与文化方式对其进行塑造。这种无法被文化工程改变的国家，会让跨国力量失去对一个文明的塑形能力。为了让未来的全球格局统一，他们必须确保这种独立性不再存在。

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全球主义得出一个结论：俄罗斯必须被削弱，否则他们永远无法建立全球统一结构。欧洲必须切断能源依赖，北约必须向东推进，国际机构必须孤立俄罗斯，媒体必须制造俄罗斯威胁论，资本必须撤离俄罗斯市场，科技封锁必须持续，金融制裁必须不断升级。这不是临时策略，而是长期计划。

如果俄罗斯继续维持力量，它就会成为另一种世界模式的样本：一个坚持主权、坚持文化、坚持多极世界、坚持传统文明的国家依然能活得很好，而且还能影响其他国家。如果这种模式被证明可行，全球主义就无法再说服世界接受它们的统一框架。

俄罗斯之所以必须被压制，是因为它展示了一种替代方案，而这种方案对全球主义来说是致命威胁。这个世界不缺资源、不缺土地、不缺技术，但全球主义最害怕的，是各国意识到他们不需要全球治理体系也能生存。他们需要一个可控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把沙皇、苏共与普京混为一谈，是最危险的历史错误

反共华人群体之所以在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之间产生认知盲区，其根源并不是智力不足，而是长期受到两种力量的双重塑形：中共话语的历史污染以及海外反共舆论的情绪化叙事。要让反共力量变得更强、更专业，就必须先理解这一盲区的成因，再理解如何跨过去。

盲区的形成有多重原因。中共长期推行的“历史一锅端”教育造成了惯性思维，即便是反共华人，很多人的历史知识也仍来自中共编撰的体系。中共历史叙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把不同朝代、不同制度、不同政体混为“中华整体”，例如元朝和满清的扩张都被包装成“中华版图的伟大成就”；二是把对手的历史全部打包成“敌对势力的永恒罪恶”，如沙皇俄国等同于苏联，进而等同于现代俄罗斯，这在中共教科书里几乎是默认逻辑。许多反共华人虽然否定共产党，但仍无意识地沿用了这种叙述方式。他们拒绝中共，却未拒绝中共教给他们的世界分类方式，于是产生了认知错位：19世纪俄国帝国的扩张被等同于现代俄罗斯的扩张，苏共的暴政被等同于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共产主义的罪恶被视作俄罗斯永恒的国家属性。然而事实表明，俄罗斯帝国、苏联与俄罗斯联邦在政体、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完全不同，就如同元朝不等于明朝，明朝不等于清朝，国民政府不等于中共，“国家名”连续并不等于“国家本质”连续。中共教育培养了一种“历史连续体谬误”，许多人反共，却不知自己仍受其烙印式思维的束缚。

此外，海外反共圈的情绪动员也加剧了这种认知错位。反共华人的情绪通常强烈而真实，但容易被简化叙述所利用。反共圈常见的说法如“专制国家都一样”“共产国家后裔不可信”“俄罗斯等于苏联等于共产党同路人”，其目的并非解释世界，而是动员情绪，让人快速站队。当情绪代替知识，世界就变成二元对立、非黑即白、没有历史脉络、没有国家利益、没有政体区分。这种叙述方式让反共变成情绪反射而非战略判断，让一些人把攻击目标从中共政权转移到华人或其他民族本身，制造了内部撕裂与误判，最终削弱了反共力量的凝聚力。

少数经历者的个人痛苦归因也会放大群体误解。一些老一辈反共人士亲历文革、苏共援助中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归因于整个共产阵营，这是真实的心理感受，但也影响了年轻反共华人，将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捆绑，甚至形成“俄罗斯民族天生暴政”的印象。然而现实是，沙皇俄国与共产主义立场对立，俄罗斯联邦与苏共毫无关系，当代俄罗斯是正统基督教国家，与苏共意识形态敌对，苏共最大的压迫对象甚至就是俄罗斯民族本身，这恰恰与经验投射的叙述相反。

要让反共力量从情绪群体转化为成熟力量，叙事必须升级。首先，应将政权、国家和民族三者区分清楚。政权可以更替，国家结构可以延续，民族文化跨朝代存在。不能因为苏共犯罪，就将罪加到俄罗斯民族头上；更不能因为中共犯罪，就算在所有华人头上，这是拒绝中共逻辑的第一步。其次，应以制度而非民族作为判断标准。真正的反共不是反俄罗斯人或反华人，而是反极权制度。如果未来中国民主化，则不能再把中共罪恶算在那时的中国头上；当代俄罗斯也非苏联，沙皇俄国更非苏联，判断应基于宪政结构、权力分配、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逻辑和外交目标，而非某个民族“天生如此”。凡是按民族来判定历史的，都是在复制共产主义思维。

同时，反共必须从情绪动员升级为战略视角。美国鹰派及国际反共力量之所以强大，在于始终以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作为判断标准，而非情绪。如果反共华人希望增强力量，需要用历史知识取代“历史一锅端”，用政体分析取代“民族标签”，用地缘战略取代情绪反射，用专业叙事取代简单粗暴的口号。形成一个理性的反共叙事体系，明确中共不等于中国，不等于中华民族；苏共不等于俄罗斯联邦，不等于俄罗斯民族；清晰区分极权逻辑与民族文化，聚焦制度与意识形态，而非血统与民族。叙事清晰之后，盲区自然消失，力量才能真正凝聚。

在海外反共华人的舆论视角中，普京常被描绘成“邪恶的共产主义残余”，仿佛他延续了苏联时期的极权与意识形态。然而，事实与这种简单化的标签截然不同。普京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危害有着清醒且深刻的认识。他在教育体系中推动修改历史教材，将斯大林、列宁等人物的功过置于客观批判的框架下，让新一代俄罗斯人理解共产主义给国家与民族带来的灾难。这样的举措表明，他并非盲目延续共产主义传统，而是在与历史作对话，反思国家曾经的痛苦。

更为重要的是，普京的信仰身份也常被忽略。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积极推动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和文化中的复兴，强调宗教与民族精神的结合。这不仅是对共产主义无神论传统的反击，也是对国家文化身份的重建。普京的政策与行为显示，他在政治实践中追求的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与价值观自洽，而非意识形态的盲目延续。

然而，许多反共华人受限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叙事框架，将“反共”与“反俄”简单等同，把普京视作共产主义的延续者。这种认知偏差忽略了俄罗斯现实的复杂性，也无视普京对历史与信仰的深刻处理。普京不是共产主义的复辟者，他的行动逻辑更多体现出对极权历史的警醒、对民族精神的守护，以及在国际博弈中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普京误读为“共产邪灵”的化身，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也是对现实政治结构的误判。理解普京，需要跳出意识形态的二元框架，看到他在国家治理、历史反思、信仰复兴以及地缘战略中的多重角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辨析俄罗斯的现代政治逻辑，避免将复杂的国际现实简化为单一的善恶二分。

认知盲区并不可耻，但坚持盲点就是反共阵营的软肋。策略高手从不把沙皇俄国的问题算到今日俄罗斯头上，也不把苏联的罪恶算到俄罗斯民族头上，更不把中共的罪恶算到所有华人头上，也不会把过去中国朝代的扩张算到未来民主中国头上。这种区分本身，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当反共力量能够跳出历史混淆、拒绝情绪谬误，它才能真正成为成熟、专业、国际可识别的政治力量。

提升反共运动的国际影响力

在当前全球反共力量的发展中，一个明显的障碍来自认知层面的盲区。部分反共华人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国家的责任混为一谈，把苏联的罪行算在俄罗斯民族头上，把中共的罪恶算在所有华人的头上，甚至把古代朝代的扩张算在未来中国的责任上。这种历史混淆表面上情绪激烈，实则削弱了战略合法性和国际可信度，也让运动在全球舆论中显得不够理性和专业。国际政治运作非常理性，尤其是民主国家和国际组织，它们评估一个运动时，最关注的是目标明确性、行动合法性和战略理性。当反共力量将罪恶归咎于整个民族或国家，而非具体政权和制度，盟友便会质疑运动的判断力和道德基础，从而犹豫是否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国际支持往往会消失，因为任何合作都可能带来道德或政治风险。

未完待续 December 12, 2025